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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特点：
这是与政府的职责和承诺背道而驰的。
其中，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67109.51亿元，占62.62%。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23369.74亿元，占21.80%。
有了责任机制，才能让地方政府的发债变得理性起来。综上所述，对于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，我们一定不要掉以轻心。根据此次审计结果，审计署提出三项建议，一是要按照谁举债，谁负责的原则，区别不同情况，积极稳妥地处理存量债务。保障房的问题我过去讲过，其实用不着花那么多钱，不需要每年建1000万套，只需要政策上做出调整，承认城中村和小产权房的合法性，就可以缓解住房问题。连这些安排都没有，就轻易放口子，我觉得这个事情太危险了。
保障房是需要地方政府花钱的，而发展房地产，地方政府是赚钱的，有这个矛盾在，就使地方政府不愿投资建保障房，但中央政府又下令地方政府这么做，地方政府不想掏钱，所以就要想办法筹钱，所以发改委就给开了这么个口子。这实质上是地方通过发债，来要求中央在保障房上掏钱。因此，减少政府对城市化进程的干预，促进服务业的发展，是创造就业机会、提高就业量的现实选择。
由于收入没有明显提高，我们不能期待市民和农民能够提高消费水平。90年代以来，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值总体呈下降趋势，这种趋势在2000年以后表现更加明显。中山大学的调研表明，广东地区农民工的储蓄率高达40%，有的达到60%，这个数字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出25%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之前，中国的城市化进展缓慢，城市规模普遍较小，城市人口也不多。
城市化需要去政治化一般来讲，城市化的一个经济定义就是消费增加。农民工难以获得城市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，是他们选择高储蓄和低消费的一个根本原因。
通过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对照，我们发现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比美国低了20%到30%。在中山大学和《南方都市报》对广东省的农民工调研中，当问到为什么他们要存钱时，最大比例的回答是，担心自身的医疗保障和子女的教育问题。我们知道，服务行业是最能创造就业机会的。中国的政治城市化扰乱了市场节奏，导致了中国经济内部失衡和外部畸形依赖出口。
公共服务有固定成本，但因为城市人口密度比较高，所以城市里公共服务的人均成本就比较低。从服务业的发展总量来看，中国的服务业占GDP比重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。一方面，农民工群体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力量，他们的生产效率非常高，这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产出效应。但一个难题是，没有政治改革，中国可能很难会有真正由市场推动的城市化。
中国的政治城市化造成了中国服务行业的衰弱。这些政策包括减少农村财政支出、打压农村非正式金融、压制乡镇企业发展，使农民失去了在家乡谋生的机会。
根据官方数据，2000—2008年间，约有810O万的农民到城市打工。城市和农村的巨大反差最终逼迫大量的农民背井离乡，去城市打工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群体。
在中国，由于土地是国有的，政府拥有土地的支配权，因此政府可以通过控制土地直接操纵和影响城市化进程。中国的政治城市化有多种表现：首先，中国政府维持了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户籍管理制度，同时积极推动劳工市场的自由。从服务行业本身来说，其就业弹性很高，接近o．75。此后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，这个过程伴随着城市人口增加和城市面积拓展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美国穷人集中在大城市居住。一方面，中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对农村实行了一系列的抑制性政策，导致了农村的整体凋敝。
此后，城市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比重开始持续增长。另外，此期间有大量农村户籍人口转移到城市居住和工作。
户籍制度设定了中国城市化的基本格局，阻碍了城市化的正常进程。其次，中国的政治城市化没有带来服务业的发展。
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俄罗斯、巴西、韩国的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超过了60%，而中国至2008年的服务业比重还只有40%。但中国出现相反的现象。
然而，中国的城市化并没有提高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供给，也没有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城市里的公共产品和服务。中国城市化没有提高消费水平，这可以从中国三大消费群体——市民、农民和农民工身上找原因。在一个缺乏相应补偿机制的社会里，面对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种种风险和不确定性，农民工群体只能选择把他们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储蓄。这次研究同时表明，农民工并没有提高消费水平。
从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来看，1 985年到2007年的二十几年间，虽然这个比例增长了约1 0个百分点，但中国服务业增长恰恰在中国城市化加速期间(2000年后)停滞不前。以农民工为例，由于中国的户籍制度是与居民福利挂钩的一整套系统，农民工即使到了城市里，也难以享受到城市的公共资源，如义务教育的机会和相应的医疗保障。
也就是说，中国的城市化是服务业发展的障碍而不是服务业发展的机遇。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创造了一支没有任何社会权利的庞大劳工队伍。
服务业每增加1个百分点，就可以新增700万个就业岗位。再次，中国的政治城市化也没有带来公共服务的提高。
一般来说，城市化能够促进公共服务的供给，降低公共资源提供的成本。我创造了一个新名词一一政治城市化，以强调政治力量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。中国城市化深深的政治烙印，使其拥有很多反常特征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有30个学生需要一个老师，和有三个学生也需要一个老师，固定成本是一样的，而平均摊在每个学生身上的成本就大大降低了。
世界银行提供的有关数据表明，20世纪。从2000年起，各级地方政府被授予土地征用权：它们可以城市发展的目的，征用农村土地。
从宏观上讲，中国的政治城市化造成了国家经济结构的失调，生产和消费不对等。换句话说，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，市场作用不明显，而地方政府在推动城市化过程中占主导地位。
中国城市化的反常特征带来了种种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之前，中国的城市化进展缓慢，城市规模普遍较小，城市人口也不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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